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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或重启财富税,效率与公平将再均衡

  德国大选投票已经进入倒计时,税收政策一直是各党派激辩中的一个焦点。在前几次大选中,左翼党派曾多次抛出重新开征财富税的方案。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以后,为弥补财政赤字,财富税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建议在15个欧盟国家开征财富税,以使债务水平较快恢复至合理区间。但是,由于反对该税的联盟党在议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财富税的重启因此遥遥无期。

  如今,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都将财富税写入了竞选纲领,要求对富豪开征该税。一方面,德国国内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对于社会公平和财富再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德国财政赤字的不断攀升,团结附加税的基本取消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在目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财富税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税收来源,同时实现对财富分配的调节。

  德国财富税的百年简史

  财富税历史悠久,早在古希腊时期,国家出于战争需要或者其他紧急情况就开征过财富税。19世纪末,普鲁士将财富税用法律形式在德意志土地上固定了下来。一战期间,德国曾征收过两次特别捐税。魏玛共和国为支付战争赔款,于1922年开始开征财富税,并将企业纳入征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把自然人财富税税率提高到1%~2.5%。

  1952年,德国开始实施《负担平衡法》(LAG),规定了以1948年德国马克启用之日的财产为税基、总税负为50%、分120个季度缴纳的特别财富税,主要用于补偿战争损害。特别财富税虽然带来了一些财政收入,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纳税期结束,只累计收取了1430亿马克,相对于几十年的通胀率以及快速膨胀的国家预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除了特别财富税,富人还需缴纳税率为0.75%的一般财富税。直到1974年的财税改革,财富税不再可以抵扣个税和企业税,税率也小幅下降。从1978年开始,自然人的财富税税率调整为0.5%,免征额为12万马克。1995年,该税率提高到1%。

  同年,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财富税违宪,因为它违背了平等原则:当时财富中不动产是根据1964年的统一价格评估的,而其实际交易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这对于持有现金等其他财产的人明显不公。在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对下,财富税于1997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财富税优缺点分明,争议广泛

  除了法律上的缺陷外,财富税从经济角度看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工资、利息、股息等收入已经征收了所得税,财富税的开征容易造成重复计算和双重负担。此外,如果企业资产也纳入财富税范围,就有可能导致企业家被双重征税。

  第二,财富税征税范围广,税额计算的难度大。税务实践表明,较容易征税的财产种类有土地、房产、储蓄、保险、有价证券等,而对于现金、黄金珠宝、艺术品、国外投资等则较难征税。财富税是一种针对纳税人净财富存量的定期征收的税种,其课税对象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且不以收益是否实现为前提,因此存在大量难以核定的财产种类。而且,如果财富的实际收益率低于目标收益率,就会发生过度征税。

  第三,由于评估困难,财富税的征收成本较高。德国财政部、DIW研究所和Ifo研究所都对财富税征收的人员和管理成本做过测算,根据税收总额不同估算其成本约占税收收入的3%~10%。但也有研究显示,调查和追缴成本加起来可能超过税收收入的30%。在德国,财富税的征收由州政府负责,人员配备的重复也将推高征收成本。

  第四,财富税将导致资本外逃。伴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资本在国家间的流动性增强,财富税的征收将变得比过去更加困难。对富有的纳税人来说,他们可以利用部分财富来聘请专业律师和会计师,以最大限度地避税,或者携巨额资本前往低税收或者免税国家,以逃避本国的纳税义务。资本外逃不仅意味着政府税收流失,也会对金融系统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同时影响德国的区位优势。

  第五,征收财富税或将导致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不振,财富缩水。根据安永公司和德国Ifo研究所的模拟预测,若按照1.2%税率征收财富税,将对投资尤其是外来投资产生巨大影响,预计会有25%的外国资本撤出,最终GDP将比未征收的情况少增长7.3%,就业率将下降3%,家庭财富将缩水1/3。Ifo研究所所长福斯特认为,引入财富税或将抑制投资与资本积累,特别是对德国中小型企业而言,它们很难通过转移和隐藏财富避税,财富税将对这些公司的投资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加深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

  当然,这项模拟预测使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具有较强的假设性,其使用的参数,如生产要素替代弹性、资本需求弹性、劳动力供给弹性等,亦为静态历史数值,致使其结论数据与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此外,随着司法国际合作的展开,对相关避税天堂和金融中心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本的海外避税行为可能会减少。德国《资产评估法》(BewG)修订后对于房地产的估价更加接近市场价值,目前已在继承案件的司法实务中得到运用,未来也可以用于财富的评估,从而解决违宪问题。

  尽管财富税在重生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但它依然是现阶段缓解社会困境的一剂良方。

  首先,财富税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税收来源,有利于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德国DIW经济研究所估算,若对净资产超过20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1%的财富税,将为德国带来100亿欧元的收入。而社民党的财富税计划将为德国带来总计150亿~250亿欧元的收入,约2.1万名富豪将受到影响。另根据ZEW经济研究中心测算,绿党和左翼党的方案将分别增加180亿欧元和37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这将直接缓解德国大幅攀升的债务问题。

  其次,财富税或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DIW研究所所长弗拉茨舍指出,若把新增的税收用于发展未来产业,如气候保护、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教育与创新等领域,将使德国在未来仍处于领先地位,拉动相关岗位的需求。而德国在环境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利于引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德国税收结构的不合理、税负的不平衡现象有望得到改善。现在,德国每年有高达4000亿欧元的财产通过遗产或赠与形式进行转移,但是国家只收了不到70亿欧元的遗产税。而且,由于大额继承的避税手段更多,小额继承的实际税率要高于大额继承。德国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从1990年以来不断降低,但在西方世界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德国与财富相关的税率较低,财富相关税收占GDP的比例从60年代的0.4%下降到90年代的0.2%,如今只有0.1%左右,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德国也由此被称为“富人的天堂”。经合组织认为,与对劳动收入征税相比,财富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且有助于实现分配公正。财富税的引入将提高财产相关税收的比例,优化税收结构。

  最后,财富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德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德国2020年的财富基尼系数达到了77%,位于欧洲前列。德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32%的社会净财富。通过财富税等重塑税制的公平性,有助于重建广大纳税人对税法和政府的信任,提高纳税效率,缓解上述社会困境。

  重启财富税的可能性几何

  之所以财富税重启话题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其核心依旧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政治博弈。联盟党和自民党提议的全面减税计划有助于减少摩擦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也将使收入较高的阶层更多受益,因此受到企业家们的欢迎。

  而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计划通过财富税等措施缩小不同阶层收入与财富差距,更多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考量。但是这种公平究竟是高低阶层相向而行,还是在总体更低水平上的接近,左翼党派并没有给出更为令人信服的数据分析结果。

  客观来讲,由于征收过程中变数过多,财富税在筹集财政收入上的作用将比较有限,或许不能达到研究预估的数值。财富税在其取消前的1996年的总收入约90亿马克,在德国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约1.1%,加上土地税、遗产税等所有和财产有关的税加总也只有所有税收收入的2.5%,不及团结附加税一项的收入。因此,想要通过财富税收入的转移支付来实现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操作余地可能不大。

  社民党虽然明确提出需要引入财富税,但却在最终的竞选纲领中删除了具体细节。毕竟,众多中小企业主也是选票的一大来源。

  即便如此,财富税依然有助于缓解当下的社会矛盾,其政治心理意义或许要大于实际经济意义。财富税能体现政府对于公平正义的重视。而社会公平的重要任务是要让劳动者的付出与回报真正相适应,让他们找到自身的尊严。财富税让德国民众看到了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缩小的可能性。

  去年的两次民调结果表明,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引入财富税。甚至有富豪联合呼吁对有钱人征收更高的税。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加剧,而新冠危机扩大了这种贫富差距。

  社民党也正是借此东风,顺利实现了对执政党的反超。目前,社民党在九大民调中的平均支持率已经大幅领先于联盟党。支持财富税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绿党的支持率也比上届大选大涨9%,而反对者联盟党的支持率则大跌12%。若社民党和绿党成功进入执政联盟,财富税重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即便财富税得以重生,也势必会不断遭遇争议与挑战。2017年,法国曾迫于各方压力,把财产税征收范围缩小到个人名下的不动产,也宣告着“团结财富税”的消亡。目前在欧洲范围内仍在对净资产实施财富税的仅有瑞士、挪威和西班牙,其税率和起征点都较低,且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可以判断,如果开征财富税,德国也会以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推出。

  财富税只是众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方法之一。它必须与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一起协同实施,构建完善的税收体系。此外,公益捐赠激励机制的增强、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也将有利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再均衡。

  (周方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晨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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