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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数百万犹太人这种事,为何会发生在文化昌盛的德国?

  作者丨保罗·约翰逊

  编辑吴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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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犹太人四千年》, [英]保罗·约翰逊著,管燕红 / 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巴别塔文化出品。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较多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28—),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知识分子》《犹太人四千年》《英雄》《英国人史》《艺术:一段新历史》《当代》《创作大师》等。

  一、反犹屠杀在德国发生的原因

  德国是欧洲强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情况最好的国家,是第一个实现成年人全民识字的国家。1870-1933年,德国的大学在几乎每个学科上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在1933-1945年对犹太人实施规模庞大、组织有序却毫无意义的暴行?

  受害者的身份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有才干的犹太人喜爱德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地点。反过来,犹太人为德国付出他们最出色的一切努力,造就了它的伟大。从其建国到1933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超过其他国家,约占奖项总数的30%;在德国获得的奖项里,犹太人贡献了将近三分之一,在医学上,贡献了一半。所以,德国攻击犹太人不只是大规模谋杀,那还是大规模弑亲。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就在他们向伟大攀登并即将抵达巅峰的时候,他们自信地踏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可怕的牺牲之后,他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悲痛和愤怒令人发疯,对替罪羊的需要刻不容缓。战争还有第二个影响。战前的德国是欧洲最守法的国家。战争却让人们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暴力。1919-1922年4年间,德国发生了376起政治谋杀,除了22起之外,针对的都是左翼人物,其中很多是犹太人。

  在这种暴力横行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了。希特勒的父亲是个反犹分子,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都在接触反犹理念。他有创造政治活力的非凡本领,把战争的两种影响——对替罪羊的需要对暴力的崇尚结合起来,聚焦在犹太人身上。纳粹极端主义者吸收了希特勒以伪科学的人种理论构筑起来的“科学”措辞,将犹太人视作细菌或者一种特别危险的害虫。拥有教授职位,能写无可挑剔的德文,参加了整场战争并荣获铁十字勋章,这样的犹太人也只能是危险的种族污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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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代的希特勒

  在获得知识分子对他的观点的支持方面,希特勒从未遇到困难。荣格可以帮希特勒的忙去攻击弗洛伊德的学说(注: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科学家中同样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犹太物理学”。总的来说,德国的院校不但没有成为希特勒主义的阻碍,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粹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19世纪最后10年成长起来的这代教师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感染。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资深教师。希特勒在大学生中取得了大成功,他们成为他的开路先锋。

  所有爱国的德国犹太人必须面对、且不可战胜的困难,是魏玛共和国本身。魏玛共和国是失败的产物,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它与犹太人有关系,它是犹太人共和国。从头至尾,它都是犹太人背负的重担。可是,犹太人在魏玛政坛上的作用微不足道。拉特瑙和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有点影响力的犹太政治家。

  犹太人的敌人还指责他们绑架了德国文化,将其变成一种全然陌生的新东西。早在一战前,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就写文章警告说,犹太人实际上正在接管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个民族拒绝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然而,犹太人接管德国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才济济,空前绝后。犹太人在魏玛文化中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文化奇观。可是他们并未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绘画和建筑方面,他们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犹太小说家不少,但托马斯·曼这样的领军人物并非犹太人。犹太人为世界和德国的音乐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德国音乐在这段时期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犹太音乐家虽有数量和天才,却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犹太人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业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德国电影具有强烈的犹太元素,但是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电影业光辉灿烂、大胆创新,但谈不上有政治和文化上的担当。

  魏玛时期唯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文化反犹成见的,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不过在当时,德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它最著名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虽然本雅明从长远看来是魏玛文化革新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他。此外,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报纸和出版公司。虽然德国出版业的大部分和柏林、慕尼黑、汉堡及其他重要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确实都在非犹太人的手中,但类似《柏林日报》《福斯报》和《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犹太自由主义报纸却拥有最杰出的评论家和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大萧条。没有大萧条,纳粹绝不可能掌权。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要沉重。1932年11月,德国选民将33.1%的选票投给了纳粹。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 一个反犹政权攫取了德国的权力,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攻击在所难免——在《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早就威胁和承诺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1922年,在与约瑟夫·黑尔少校的私人谈话中,他又说,如果他赢得权力,“消灭犹太人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他对黑尔少校解释说,需要有一个敌意的焦点来发泄“仇恨情绪”。他选择了犹太人,不仅是出于个人信念,也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算计。希特勒的反犹动机,既有情感上的厌恶,又有冷静的论证。

  二、将所有德国人都卷了进来

  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是一种全民行动。

  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必须确定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剥夺他们的财产,最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身份认定要求医学专业人士和教会同时参与。纳粹发现,通过种族实际上很难界定一名犹太人。他们不得不求助宗教标准

  剥夺犹太人财产或者所谓的雅利安化,也将很大一部分商业团体卷了进来。从1935年8月开始,抵制委员会不断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售出全部资产并降低售价,以便吸引德国人迅速前去收购。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利,而且结果经常是将业务据为己有。让犹太人失去财产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暴行。路易·罗斯柴尔德男爵被警察逮捕并被扣为人质,直到其家族同意以最低价格交出他们的资产。后来,德累斯顿银行给希姆莱的参谋长写信,感谢警方帮助压低价格。

  将犹太人集中起来,让他们接受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个过程也有德国人的全民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过程,它要求数以万计的官僚要有几乎不亚于最后的屠杀过程本身的冷酷无情。而且,所有德国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总之,在1939年9月战争打响之前,许多已有先兆。最终,欧洲国家大约有8 861 800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中。据估算,纳粹杀害了其中5 933 900人,或者说67%。

  其中,波兰被杀的人数最多,330万人,超过该国犹太人的90%。波罗的海诸国、德国和奥地利达到了同样的比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希腊和荷兰超过70%。白俄罗斯、乌克兰、比利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挪威,犹太人被杀的比例超过50%。六大集中营构成了主要的杀戮区域。奥斯威辛杀害了200多万人,马伊达内克138万,特雷布林卡80万,贝乌热茨60万,海乌姆诺34万,索比布尔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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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一批犹太人被送抵奥斯维辛

  德国人知道并默许了这种种族灭绝。火车泄露了秘密,大多数德国人知道那些巨大、拥挤的火车在黑暗中嘎吱嘎吱地行进几小时意味着什么。德国人是谋杀的受益者。从受害人那里偷来的数以万计的男女手表、钢笔和自动铅笔在军队中分发;仅仅6周,从奥斯威辛被毒杀的人中收集的222 269套男士西装和衬衣、192 652套女装和99 922套儿童服装就在德国国内分发。收到东西的人大致都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正在遭受的境遇几乎毫无异议,也大多从未帮助过犹太人逃走。当然,例外还是有的。在柏林,在希特勒帝国的中心,这个城市的16万名犹太人中的几千人设法转入地下,逃过劫难。每个逃脱的事件,都意味着来自非犹太裔德国人的某种放任和协助。

  三、其他国家迫害犹太人的概况

  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要恶劣。

  他们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不只是希特勒,艾希曼和盖世太保的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是奥地利人。在荷兰指挥杀害犹太人的是两名奥地利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汉内斯·劳特尔。在南斯拉夫,5 090名战犯中有2 499人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在机动杀戮部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为党卫军的灭绝部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人员。6大死亡集中营中有4座是奥地利人控制的,杀害了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将近一半。奥地利人反犹情绪之激烈远胜德国人。

  罗马尼亚人不比奥地利人好多少,某些方面甚至更恶劣。

  战前在罗马尼亚的75.7万名犹太人,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差的。罗马尼亚政府在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上亦步亦趋,虽说效率远远不及,但恶毒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0年8月开始,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和工作,让他们承担没有报酬的强制劳动。还有屠杀。他们曾把成群的犹太人赶进大型仓库,向他们泼洒汽油,把他们点着,导致2万~3万人被烧死。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之后,罗马尼亚人是杀害犹太人的最大刽子手。从1944年开始,他们的态度没那么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同盟国会赢得胜利。

  德国一样,法国的反犹分子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反犹檄文《大屠杀,小伎俩》宣称法国已经成为被犹太人占领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而且希特勒政权的入侵将是一次解放。法国号召摧毁犹太人的反犹政治组织不下10个,其中有的是纳粹政府资助的。维希政府采纳反犹政策后,他们的机会来了。虽然大多数法国人拒绝与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合作,但愿意合作的人倒是比德国人还热心。就这样,希特勒设法杀害了9万名(26%)法国犹太人,并且在法国当局的协助下,将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法国,其中只有2 500人幸存。个人仇恨在法国战时的反犹主义中占有很大成分。1940年,维希和德国当局收到了300万至500万封告发特定个人(并不全是犹太人)的匿名诽谤信。

  希特勒的意大利盟友则不太合作。从教皇国末期以来,意大利的犹太社会已经成为欧洲融合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犹太人已经诞生了两位意大利总理和一位国防部长;他们有大学教师,还有将军和舰队司令,数量众多。墨索里尼本人终生都在亲犹太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1919年,战斗法西斯的最初创始人里面有5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场法西斯运动的每个分支都表现积极。墨索里尼的传记作者马格利特·萨尔法蒂,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吉多·容格,都是犹太人。希特勒掌权之后,墨索里尼以犹太人的欧洲保护者自居,并被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为“美好的墨索里尼”。

  为了回应德国的压力,意大利在1938年出台了种族法律,战争爆发后,一些犹太人被扣留在集中营。但是直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意大利的一半已被交由德国军队控制,希姆莱才得以介入,派出刽子手直接抓捕犹太人。

  在其他欧洲国家,党卫军几乎或完全没得到什么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围捕犹太人的失败。在被占领的希腊,无须当地人的任何帮助,他们就把人口多达6万的古老的萨洛尼卡犹太社会杀得只剩2 000人。在比利时,尽管受到当地人的阻挠,他们还是杀了6.5万名犹太人中的4万人,而且几乎荡平了安特卫普著名的钻石交易区。党卫军在荷兰花费的气力尤其凶猛和不懈,虽然荷兰人甚至举行了大罢工来保护犹太人,可总共还是失去了14万人中的10.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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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一批犹太女性与儿童被被送抵奥斯维辛

  四、英美两国对大屠杀的反应

  英国和美国政府理论上同情犹太人,实际上却担忧积极支持犹太人的政策会刺激希特勒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而他们出于道义又不得不接纳。英美两国都没有准备接收大量难民,以此拯救犹太人的性命。

  20世纪30年代,在所有欧洲大国里面,英国是最不反犹的。但是,政府担心大量犹太人移民入境会导致普遍的反犹主义。温斯顿·丘吉尔始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担忧向犹太人开放巴勒斯坦,将让英国失去那里的所有阿拉伯盟友并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地位。

  美国无疑有能力接纳大量犹太难民。但在战争期间,只有2.1万人被准许入境,只是限额法案允许数量的1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公众的敌意。所有的爱国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到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全都号召全面禁止移民。战争期间的反犹主义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民意调查显示,1938—1945年,人口中35%~40%支持反犹法律。1942年,根据民意调查,犹太人被视为仅次于日本人和德国人之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超过其他所有群体。1942—1944年,纽约华盛顿高地的所有犹太会堂都遭到了亵渎。

  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是F. D.罗斯福本人。他既是态度温和的反犹分子,同时又孤陋寡闻。当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谈论说“德国人对德国犹太人心怀抱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虽然他们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可德国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实际数字是16.3%、10.9%、2.6%和0.5%)。甚至是在有组织种族灭绝的全部真相昭然若揭之后,这位总统在14个月的时间里也什么都没做。1943年4月,英美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在百慕大群岛姗姗来迟地召开,但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因此会议什么结果也没达成。甚至会议还特别警告“不要采取什么手段让希特勒放出潜在的难民”。

  轰炸毒气室的主张是在1944年初夏提出来的,当时消灭匈牙利犹太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计划值得一试。但丘吉尔是英美两国政府里唯一的支持者,美国陆军部连可行性都不审查就拒绝了这个计划。

  拒绝为专门解救犹太人的行动而调动军队,符合战争的总方针。两国政府已经认定,并经过各自犹太社会的同意,迅速和彻底地击败希特勒才是帮助犹太人的最佳方式。这是美国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为何没有优先考虑轰炸事宜的一个原因。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对纳粹来说,屠杀犹太人的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自我伤害。它占用了数以万计的德国军事人员。它经常让德国的铁路系统瘫痪。最重要的是,它杀害了超过300万高生产力的德国工人。这些人很多都技术娴熟。但是,这些犹太人都遇害了。因此,大屠杀是希特勒输掉这场战争的因素之一。英国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

  五、犹太人为何没有像样的反抗?

  如果犹太人发起过抵抗运动,同盟国的算计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有。

  原因很多。犹太人被迫害了1 500年,已经从漫长的经验里学会了,反抗会丢掉性命,根本救不了他们。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民俗、他们的社会结构,甚至他们的词汇,都训练他们谈判、付钱、请愿、抗议,而不是反抗。还有,犹太社会,尤其是在东欧,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大迁徙浇灭了热血,最有抱负的人都去了美国。最充满活力、最富有冒险精神,尤其是最好斗的,已经去了巴勒斯坦。

  留下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极为虔诚,容易受骗和自我欺骗。他们的策略总是倾向于拯救“剩下的人”。4 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从未面对过,或者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一个对手,不是要他们的部分或大部分财产,而是他们的一切;不仅要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性命,而是全部,直到最后一个婴儿。

  为了把犹太人抵抗压制在最低限度,德国人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撒了谎,编织出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始终坚称,遣送就是前往工作地点。他们还打印明信片,让集中营的犯人寄回家,上面写着:“我很好。我在工作,很健康。”在前往特雷布林卡的运输途中,他们修建了一座假车站,里面有售票处、手绘的钟表和一块指示牌,牌子上写着:“中转至比亚韦斯托克。”死刑室被伪装成浴室,门上还有红十字标志。有时候,党卫军会让囚犯组成的管弦乐队在犹太人排队进入“浴室”的时候演奏音乐。

  骗局经常奏效,因为犹太人希望被欺骗,他们需要拥有希望。党卫军熟练地在贫民窟里散布谣言说只有一部分犹太人会被要求遣送,成功地让犹太人领导阶层接受了只有最大限度的合作才有最大生存机会的谎话。贫民窟的犹太人不愿意相信灭绝集中营的存在。1942年初,两名犹太青年从海乌姆诺逃了出来,描述了他们在那儿看到的场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自己遭遇了什么精神错乱。直到4月,从贝乌热茨传来的说法证实了海乌姆诺的事情,华沙的犹太人才相信了这架死亡机器的存在。7月,华沙贫民窟的首领亚当·捷尼亚科夫意识到自己甚至无法拯救孩子,便吞服了氰化物,留下一张纸条:“我无能为力。我的心在悲痛和怜悯中颤抖。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的行为将向所有人证明,什么才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即使事已至此,很多犹太人还是紧攥着只有一部分人会死的希望。雅各布·根斯,沃尔纳贫民窟的首领,在公众集会上说:“他们问我要一千个犹太人,我给了他们。因为如果我们犹太人不自己送上,德国人就会来强行带走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带走一千个人,而是好几千人。交出几百人,我能救下一千人。交出一千人,我能救下一万人。”

  一些犹太人确实决心反抗。1943年,在华沙发生了由24岁的莫迪凯·阿涅莱维奇领导的起义,他们杀死了16名德国人,打伤85人。阿涅莱维奇牺牲,剩下的人又坚持了8天。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尚且不曾抵抗纳粹这么长的时间。1944年,在奥斯威辛内部也发生了一次起义。犹太人炸掉了一处火葬场,杀了3名党卫军人员。

  但是一般来说,在灭绝过程中没有发生抵抗。就这样,将近600万犹太人遇难。直到集中营被打开,这场浩劫的完整画面,才终于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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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犹太人四千年》, [英]保罗·约翰逊著,管燕红 / 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巴别塔文化出品。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较多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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